创办初期的构想和架构
创办构想:为祖国策富强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立东亚银行的构思就已开始浮现。
创办东亚银行最初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简东浦、李冠春及其弟李子方,简、李两家人性情十分投缘,友谊终发展成为恒久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对东亚银行的创办人而言,在香港创立一家新型的华资银行并不完全是出于商业投资的考虑,同时也是要履行一项历史使命。
到20世纪,外资已经渗透进中国,众多满怀爱国热血的华人认为,必须以现代化的方式发展中国自身的资源,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使祖国逐步富强起来。 这正是香港华人的心愿,东亚银行的招股简章就明确指出这一点:外国银行主宰中国市场,致令中国资本外溢,故应于其时创办由华人投资及经营的银行,以遏止资金外流。
鉴于不少早期创办的华资银行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而倒闭,东亚银行创办人指出,当年所需者不仅是要开办更多的华资银行,而且要开办真正具有效率的华资银行。 东亚银行招股简章有如下主张:同人等有鉴于此,拟集巨资,剌取良法,组织一名实相符、信用稳固之银行,按切吾国社会之习惯,参以外国银行之精神,斟酌损益,尽善尽美,庶几胜券可操,而吾国商业亦可期发展。
创办东亚银行,无疑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对于创办人而言,推动中国工商业发展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足以抗衡外国的经济侵略,另一方面则可达到“为祖国策富强”的目标.在往后的岁月里,东亚银行时刻设法加强与祖国内地的业务联系,在赢利之余,也为祖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东亚银行在国内全力发展,协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履行招股简章上作出的承诺,其贡献之大已远远超出创办人所料。
金融英才奠定发展基础
创办东亚银行的简东浦、李冠春及其弟李子方。 他们都是杰出的金融英才,共同奠定了东亚银行未来的发展宗旨和经营作风。
简东浦早年毕业于极负盛名的香港皇仁书院,随后在国际银行(万国通宝银行的前身)工作了几年。返回香港后,于1916年与人合伙创办德信银号,创立现代化银行的构思就是在此后不久形成的。
简东浦不仅是香港杰出的银行家,更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巨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公认为对国际汇兑及银行业务真正熟识的华人银行家只有三位,其中之一就是简东浦,其余两位分别是中国银行的贝祖诒(当代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之父)和浙江工业银行的李铭。
在东亚银行创立期间,简东浦审慎精明,处事严谨,具领导才华,对银行的作风影响深远。 在他去世后,东亚银行的职员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典范. 简东浦把毕生精力全都献给了东亚银行,使银行经历了无数风雨之后仍能坚持其方针向前发展。
李子方在东亚银行创办时出任永远副司理(此职位后改为司理)。 年轻的李子方聪颖好学,他是皇仁书院学生,在校期间曾多次荣获优异奖,后考人当时新创办的香港大学,是港大早期的毕业生之一。其父李石朋,祖籍广东鹤山。李石朋虽5岁丧父,但他本人却非常聪明且有远见,他从当学徒开始,白手起家,通过艰苦而又不失智慧的奋斗,奠定了家族的基业。
当时的香港,生意都由英国人控制,李石朋坚信,只有学会与洋人打交道,才能在香港找到发展的机会。因此,他在17岁那年做了一件在很多学徒同伴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主动到教会学校,也是现时香港最杰出的中学之圣若瑟书院报名就读,成为该校首批华人学生之一。
后来,为了让下一代接受良好教育,他还找了个外国人专门教自己的大儿子李冠春学英语。李氏家族也从此留下了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直到今天,其家族成员中,不论男女,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李石朋通过创办“和发成”船务公司,运输越南大米到香港赚取到第一桶金,之后创办“南和行”自营进口米生意,并以在当地买稻田、当地加工再运到香港销售的一条龙模式来经营,他本人也成为香港富甲一方的华商。因深感香港华商缺乏银行支持的不利,李石朋晚年时一直希望开办一家西洋式的银行,为同胞服务.当他正在物色有专业知识和资本的合伙人的时候,却不幸于1916年遽然辞世。
李石朋辞世的当年,李子方正好于香港大学毕业。为实现父亲创办银行的宏愿,他不得不放弃远赴英伦攻读法律的梦想,留在香港,一面筹办银行,一面主理和发成船务公司.其长兄李冠春则赴越南料理当地的生意。
李子方是位极其出色的银行家,对东亚银行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短时间内就成为香港多家英商控制的大商行的董事,得以综观香港经济的各个活动层面。他的英语极好,为人又随和,在不同的社交圈子中人缘极佳,尤其在当时大部分华人难以进人的外国人圈子中结识了不少朋友。他当年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使他目光远大,对新事物分外敏锐,这有助于推动银行的业务不致落伍于时代。
简东浦和李子方在性情和对事物 的看法上均大异其趣,然而历史证明,他们在管理方面的合作称得上是天衣无缝。对东亚银行而言,这无疑是极佳的搭配。
李冠春虽从未担任东亚银行的行政职务,但同样对东亚银行贡献良多。他一直出任东亚银行董事之职,直至1966年去世.他在业务方面交游广阔,为人阅历丰富,见解深刻,深为香港商界人士所敬重,因而对东亚银行补益良多。多年来,他对东亚银行的每一项业务措施无不尽心提供意见,并经常亲力亲为,代表东亚银行与外界磋商. 他还曾多次运用个人财力和声誉,帮助东亚银行渡过危机.
他们三位集合了六位好友:庞伟庭、周寿臣、陈澄石、莫晴江、黄润棠和简英甫,共同把创办银行的构想付诸实践.
东亚银行初创时的法定资本是200万港元,分成两万股,每股100港元(20世纪初,银号的资本额平均只有20万~30万港元,故东亚银行的资本额是非常大的).九名创办人每人负责集资20万港元,其余股份在市场上发行,数周内资本额就足额筹集完毕到位。 九名创办人为永远董事,每人以创办人身份获得发配创办人股份一份。
会聚“全港最具影响力的人士”
东亚银行的董事当时被公认为“全港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他们在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属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生意,银行正因为此而被命名为“东亚”。 各董事均享有崇高的声誉,既积累了丰富的商业及银行业经验,又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东亚银行最大的资本.他们在香港各大行业,如大米、丝绸、金属、航运、烟草、白糖及房地产等皆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东亚银行自创立之初,就已经确立其稳固基础,这是香港其他银行所缺乏的优势。
董事会首届主席为庞伟庭,他是经营上海丝绸和布匹的“和隆号”股东和经理,也是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后是获封爵士的周寿臣,自1925年起出任董事会主席,至1959年去世,始终受到香港人的尊崇. 周寿臣是天津招商局的首位董事总经理,后又成为京沈铁路的董事总经理。 周寿臣还是香港家机构的董事,涉足的行业十分广泛,但与东亚银行的关系最为密切和持久.他于1921年获委任成为立法局议员,1926年又进人行政局。通过他,东亚银行与港英当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后继的董事也都能起到同样作用,这就提高了东亚银行的地位,有助于树立大众对其的信心。
集本地银号及西式银行经验于一身
各董事本身经营的行业遍及香港各大经济领域,他们在南北行的地位尤其重要。南北行贸易被公认为香港经济的生命线,经营南北行者都是香港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商家。最初,南北行泛指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以香港为转运点的贸易,后来涵义扩大,连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也包括在内,贸易商品种类繁多,包括成药、大米、黄豆、藤器、橡胶、丝绸、桐油和各种干货。
各董事在本身业务上的广泛联系,对银行许多方面都有裨益,他们的公司固然是银行的主要客户,而通过他们介绍而来的客户也不少。 他们个人的财力和社会地位也有助于加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在以往,银号的信誉主要取决于其股东及经理的声誉,即便是进人现代化银行业的年代,也仍然如此。事实上,东亚银行的董事也曾多次运用自身的财力来帮助银行渡过难关。
总体而言,东亚银行集本地银号及西式银行经验于一身。虽然东亚银行本身是一家现代化银行,但仍与银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当时业内人士均认为,一家现代化银行除非能与银号挂钩,密切合作,否则难以顺利运行。
虽然银号已不合时宜,但也还没有处于被现代化银行淘汰的地步。以往的银号曾与外国银行有业务往来,其后华资的现代化银行建立,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现代化银行的服务无疑更加妥善可靠,而且能提供各类新型的财务设施;而银号则对本地各阶层的商业活动较为熟识,可间接地帮助现代化银行打人本地市场。 由此,东亚银行得以凭借各董事与银号的密切关系,随时了解香港工商业的动态。
融贯天时、地利和人和,东亚银行就此诞生。东亚银行甫一成立便得到众华商的关怀与支持,头一年存款额便突破400万港元,并获得超过37万港元的盈利。开张大吉后,银行的创业者们乘胜而上,于第二年将总行迁往更占地利之便的香港德辅道中10号(现址),并分别在上海及越南西贡市(现称胡志明市)开设了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东亚银行的股份已开始在香港股票市场买卖,为香港首家上市的华资银行。到1935年,高达14层的东亚银行总行大厦落成,成为当时香港最有特色的建筑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