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之列,既是最伟大的工人阶级,又有知识,其美誉度空前的高。 今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开除出工人阶级队伍,知识也很现代化,但美誉度却一路下滑。
究其原因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下降,学术造假,连位居院士者亦不能免俗;国学大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学而优则仕之后成了腐败分子;招摇撞骗更不乏其人;如此等等剥去了知识分子头上那圈道德楷模的光环。 但我觉得这些还在其次。 知识分子也是人,无论知识如何后现代化,人那些弱点他们无一不具备。当然,知识分子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应该为社会道德之楷模,但他们道德低下也无关宏旨。 真正作为道德楷模的是各级领导,只要他们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个个像孔繁森、牛玉儒那样优秀,人民的道德水准就会提高。
知识分子更为人们诟病的是对社会的不负责。 经济学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受抨击最多的。 他们为富人张目,不关心弱势群体,似乎已成为共识。 在顾雏军出事后,那些“挺顾”的经济学家几乎遭到一致的责问,更有网上文章披露,有些“挺顾” 的经济学家拿了十几万的酬劳(不知道确切否)。 在公众看来,民企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侵吞国有资产,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一切经济问题,都是这帮经济学家惹的祸。 现在最能得民心的话就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哪里去了?
应该说,的确有经济学家拿了某些利益集团的钱为之效犬马之劳的,也有经济学家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但把经济改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经济学家是不公平的。 经济学家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说他们推动了改革是夸大其词,说他们是国有资产流失或贫富对立加剧的祸首也言过其实。 即使所有经济学家都良心大大的好,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也难以避免。
即使所有经济学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社会也坏不到哪里去。经邦治国是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 除非身兼经济学家与官员双重身份,而且以官员身份为主,否则作为一介书生的经济学家在决策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经济学家再没良知,对社会的危害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大为媒体所关注,但当他们没有良知时,实实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灾害,让我有这种想法的是广东大光矿难前的专家论证。 矿难发生后,专家都说该矿不具备采煤条件,但此前他们曾请七位业内权威专家进行论证。 当地请专家是要他们为在不安全的地方采煤提供科学依据,专家们知道此地采煤不安全,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专家们·玩起 “太极拳"' 其论证含混不清,从教科书中引用一些原则,说什么“安全就可采,不安全则不可采”之类绝对正确又绝对无用的废话,但最终得出了“所开采的煤层大部都已在水淹区影响的范围以外,其正常条件下的开采是安全的”的结论。 这样,保护工人三道防线中关键的一道一一专家论证 一就给123名工人开出了通向死亡的通行证。 面对这样的专家,我们真应该问一句:你们的良知何在?我们不能轻易说,这些专家是制造矿难的同谋,但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在这场矿难中你们起了什么作用?
类似这样的专家并不少,医生论证某牙膏有多大功能,某酒可以护肝,某保健品延年益寿,等等。 哪一个夸大其词的广告没有专家的声音?哪一种伪劣产品没有专家当“托儿”?消费者是相信专家的。有多少人上了专家的当?这些专家良知又何在?
我们经常讲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 我想,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严以律己,独善其身,也不仅仅是学术思想上的独立,而是要有良知,对社会、 对人民负责。 独立的人格就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是非,不因个人的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 陈寅恪、王国维这样坚持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学者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更值得敬佩的是出于社会利益而坚持己见的马寅初、粱漱溟、黄万里这样的人。 他们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享受宁可自己蒙冤受难也不改其志,才是真正独立的人格。 在真理问题上,他们没有私利。
独立的人格并不是反政府,反体制,像那些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叛一代”那样。 政府说得对,做得对,就应该坚决支持。 像吴敬琏、江平这样一批学术泰斗支持市场化改革就是我们后生学子的榜样。 但当政府有失误时一定要指出、批评,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要作自己的判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市场经济大潮冲昏了一代学人的头脑。 他们只看见官位与利益,却找不到北。 这正是知识分子美誉度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 论证大光煤矿可采的专家就这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他们独立人格的丧失使123条鲜活生命离去。 这个悲剧值得所有知识分子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