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人生中的一种博弈艺术。而在现实的生活中聪明的男人总是善于利用这种人与人的博弈来处理自己人际中的各种关系，使自己的社交利益最大化。其实这也是经济学上的枪手博弈理论。
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三个枪手正在进行生死决斗，枪手甲枪法精准，十发八中；枪手乙枪法也不错，十发六中；枪手丙枪法拙劣，十发四中。假如三人同时开枪，谁活下来的机会大一些？
假如你认为是枪法精准的枪手甲，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最可能活下来的是丙—枪法最为拙劣的那个家伙。
假如这三个人彼此痛恨，都不可能达成协议，那么作为枪手甲，他一定要对枪手乙开枪。这是他的最佳策略，因为此人威胁最大。这样他的第一枪不可能瞄准丙。同样，枪手乙也会把甲作为第一目标，很明白，一旦把他干掉，下一轮（如果还有下一轮的话）和丙对决，他的胜算较大。相反，即使他先打丙，即使活到了下一轮，与甲对决也是凶多吉少。丙呢？自然也要对甲开枪，因为不管怎么说，枪手乙到底比甲差一些（尽管还是比自己强），如果一定要和某个人对决下一场的话，选择枪手乙，自己获胜的机会要比对决甲多少大一点儿。
枪手的博弈告诉我们，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切不可妄自尊大，表面上的优势并不一定能给你带来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点，并能做到扬长避短，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处于劣势的人，要知道运用自己的智慧，不与强者争一时的长短，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错开对方的优势，以长击短，因此取胜。置身事外不过是一种博弈手段，其目标是为了在冲突的最初阶段更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在将来挺身入局的时候能够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韩、赵两国发生战争。韩国派使者到魏国借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没有完成任务，悻悻而归。当他们回国后，才知道魏文侯已分别派使者前来调停，劝说双方平息战火。韩、赵两国国君感激魏文侯化干戈为玉帛的情谊，都来向魏文侯致谢。魏国于是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韩、赵两国力量相仿，都不可能单独打败对方，因此都想借助魏国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下，魏国的行动直接关系到韩赵之战的胜负。
魏文侯没有去介入两国之争，而以第三者公平的立场加以调停，使战争变成了和平，从而使魏国取得了三国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学会置身事外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境界。即使是枪手博弈，在枪弹横飞之前，甚至之中，也仍然会出现某种回旋空间。这时候，对于尚未加入战局的一方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为当另外两方相争时，第三者越是保持自己的含糊态度，保持一种对另外两方的威胁态势，其地位越是重要。当其处于这种可能介入但是尚未介入的状态时，更能保证其优势地位和有利结果。
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置身事外”是为人处世的最高要求，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胸怀，更是一种谋略。这种谋略使我们的人际生活更加和谐。
在《清稗类钞》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关系不太融洽，遇事多有龃龉。
有一天，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举行公宴，当地大小官员都在座。客人里有人谈到了江面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是五里三分，曾经在某本书中亲眼见过。张之洞沉思了一会儿，故意说是七里三分。二人相持不下，在场僚属难置一词。于是双方借着酒劲儿戗戗起来，谁也不肯丢自己的面子。于是张之洞就派了一名随从，快马前往当地的江夏县衙召县令来断定裁决。当时江夏的知县是陈树屏，听来人说明情况，急忙整理衣冠飞骑前往黄鹤楼。他到了以后刚刚进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张、谭二人同声问道：“你管理江夏县事，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知道江面是七里三分，还是五里三分？”陈树屏知道他们这是借题发挥，对两个人这样搅闹十分不满，但是又怕扫了众人的兴；再说，这两方都是他得罪不起的。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语平和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水落时便是五里三分。张制军是指涨水而言，而中丞大人是指水落而言。两位大人都没有说错：这有何可怀疑的呢？”张、谭二人本来就是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抚掌大笑，一场僵局就此化解。
西方一句谚语叫做：涉入某件事比从该事脱身容易得多。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学会了置身事外，你的处世水平就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档次。聪明的男人总会在这种人际博弈中取得社交的最大成功。
经济学指导你的生活：
枪手博弈实际上是一种利害转化的博弈学，博弈中的任何一方时刻权衡利弊，调整自己的利益导向，弱者在联合中求生存，强者在博弈中取全胜。在社会生活中更应如此，在各种关系当中游刃有余，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