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离开穷山村
少年时代的郑周永就读于通川郡松田公立小学，15岁才小学毕业，贫穷的父母再也没有钱供儿子继续念书了，他只好与父亲一样务农。尽管一家人拼死拼活地辛勤工作，仍然改变不了贫困的家境，甚至每天都吃不饱，只能靠稀粥填充肚子。
这种艰苦贫穷的农村生活，使少年的郑周永难以忍受。他开始梦想离开这毫无希望的穷山恶水，但这种想法被固执的父亲骂了一顿。父亲认为，身为长子就必须留在家里种田，养家糊口。
第二年春天，16岁的郑周永在一个偶然机会，到村长家看报纸，发现北方的清津市正在修建港口和铁路。他立即想到，那里一定需要劳工，然而当他在一张破旧的地图上找到清津时，心顿时凉了，原来清津市竟在千里之外。
“再远也要去！”郑周永终于下定决心。他找到最要好的朋友池周元，二人悄悄地积攒了0．47韩元，8月的一天，他们拿着这仅有的路费，偷偷地溜出村子，向清津启程了。一路上风餐露宿，白天靠几分钱的食物果腹，兼程赶路，晚上空着肚子在背风处过夜。
经过几天的奔波，他们来到高原市，得知这里也有铁路工地，决定先挣点路费再去清津市。筑路的工作相当累，一天工作12小时，使他周身疼痛，但他仍咬牙坚持。筑路工每月工资0．45韩元，扣掉0．3韩元的伙食，一个月才只剩0．15韩元。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中秋节快到了。郑周永想让父母高兴一下，好不容易地说服了工头，预支一点工资给家里寄去。正当他高兴地从工头那里出来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愣住了，父亲出乎意料地站在他面前。
原来他离家出走之后，焦急的父母好不容易从村长的女儿那里得到一点线索，便一路找来，总算在高原市遇到了，郑周永便像个小俘虏一样被父亲带回家。
第二年春天，他又联合了金昌宁和徐元斗两个朋友，在一天夜里，溜出村子，翻过断发岭，经金化前往汉城。然而，三个人在半路上投靠亲戚时，却被家人得到消息赶来截回去。
回到通川的郑周永后悔不已，他总结了这次“失败”原因是资金不足，决定再走一定要有充足的路费，再也不去投亲靠友了。这年秋天，他偷了父亲卖牛买田的钱离家出走。
这次他变得聪明了，一不找伴，二不在晚间走，以免引起父亲的注意。郑周永乘家里无人时，坐上了南下汉城的火车。他此次去汉城，主要目标是进牡丹会计学校速成班，学制六个月，毕业后由学校安排工作，工资保证不低于30韩元。他想，这样一年就是360韩元，去掉每年120韩元的食宿费可剩240韩元，能买24袋米，这比他一家人一年种的粮还要多。他相信等父母接到寄回的钱时，一定能原谅他的所有过错。
到汉城后，郑周永很快办完入学手续，由于已经开学三天，课程又紧凑，郑周永不得不加倍努力，因为他知道，学校将来是按成绩分配工作。
正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一天早上他匆匆忙忙上学时，走到德寿宫附近，又与父亲撞个满怀，他的脸顿时变得惨白。尽管郑周永向父亲好话说尽，父亲还是流着老泪劝儿子“回家”，父子俩一前一后默默地朝火车站走去。
其实作父亲的何尝不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呢？父亲三番五次地外出寻找儿子，不单是希望郑周永尽到长子的责任，主要是在父亲眼里，他仍是孩子，父亲担心儿子一人在外会吃苦头，农村再差，一家人毕竟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
1934年，发生大旱灾，田里的庄稼几乎没有收成，村里又流行可怕的“浮黄”病，父亲再也无法阻挡19岁的郑周永向外发展了。他在汉城经过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叫福兴商会的米行当了一名发货员，月薪18韩元。
由于他勤劳朴实，很快取得了店主人的信任和喜欢，为了方便工作，店主人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在福兴商会工作的两年间，郑周永汇回家的工资，可买到18袋米，远远超过一家人的全年收入。
由于店主儿子不争气，米行不得不停业，经过三年锻炼的郑周永，决定独立创业。于是借债买下米行，利用三年来所建立的各种关系，很快就站稳脚跟。不久，他就打出了自己的招牌“京一商社”。从此，郑周永步入商界，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开始实践自己的梦想。
1937年7月，日本当局为摆脱经济危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出于战事需要，对韩国及日本的粮食实行严格管制。1939年12月，下令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实行配给制，郑周永苦心经营的小米店不得不宣布关闭。他把部分资金转回家乡，购置水田，余下的决定作另谋它路的资金。
一天，他遇到在汉城一家最大的汽车修理厂工作的好友李乙学，他在李乙学、金明宪两位技师的鼓励下，出资了3500韩元买下了一间叫坂本的日本人开办的修车厂。生意开始就很顺利，工厂不久就发展到50余人。但好景不长，一场大火又使其化为灰烬。
郑周永并不气馁，向支持他的友人吴允根借来5000韩元，在新设洞大路又建起一座新厂房。为了招揽更多的生意，郑周永改变以往经营方法，决定在“快”字上下功夫。别的工厂需用20天才能修好的工作量，在他这里只需三天就能办完。
这招确实很灵，因为所有顾客的最大要求就是自己车能尽快启动，即使价格再高也满意，汽车客户很快都转向这里，全汉城数他生意最好。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第二年日本当局颁布了“企业整备令”，并开始在民间搜刮各类金属战备物资。1943年郑周永的工厂被迫与“日进工作所”合作，实际上是被人吞并。
郑周永一气之下，撤出股金，购买了30辆卡车，转行从事运输业，承担了宝光矿业株式会社的矿石运输业务。然而这一业务使郑周永极不开心，他不仅经常受到矿主的刁难和训斥，而且他的车队时刻有被日本人借战争之名征用的危险。出于某种预感，郑周永终于在1945年5月15日，将他的车队及承运合约一并转让他人，带着一大批现款，返回故乡。
这件事使郑周永终生难忘，他深为自己当时的决策而庆幸，因为三个月后，日本战败，那间金矿也关闭了，他的几十万元资产险些付之东流。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它对韩国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结束。
郑周永从时势的巨变中看到了新的机会。于是他再赴汉城，准备创办新的企业。
1946年4月，郑周永从美国占领军“军政厅”出售的“敌产”中，买到一块位于汉城中区草洞106地号的土地，修建起一座汽车修配厂，并以“现代汽车工业社”为厂名。
几年下来，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行业，相比之下以汽车修配投资少利润大，而且具有发展前景。因此，他又从这里开始，并且信心十足地把弟弟顺永、妹夫金永柱及另外几个有专长的朋友也拉了进来，共襄盛举。
汽车修配业他确实选对了。光复后的南韩汽车需求量剧增，三年之中增加了2倍，总数达9000辆，而且大多行驶在汉城附近的公路上。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郑周永的修配厂很快就获得了“发迹”性的进展，职工人数由30人迅速发展到近百人。
修配厂正生意兴旺时，1947年5月25日，郑周永却在“现代汽车工业社”的大旗下，突然又另挂起了“现代土建社”的招牌。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弟弟、妹夫及朋友的反对，他们认为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对他们来讲，搞土地建筑的风险都太大。
然而，郑周永的心里却另有打算。他看到美军军政厅当局为鼓励实业界，实行一种倾斜式的拨款方式，一个普通的建筑公司，一次竟能得到上千万韩元的财政支持，而他的修配厂却只能得到几十万韩元。因此，挂上建筑业的招牌，目的十分清楚，争取巨额贷款，发展事业。如果说郑周永的企图属于“旁门左道”，却正是这种“马无夜草不肥”的手段，把郑周永引向了一个使他成就大业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