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有其特殊性，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部环境都与工业企业有所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因此有关理论研究也一直集中于此，相比而言，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比较少。随着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服务部门的国内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对服务业跨国生产和经营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其出发点是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服务部门适用性的讨论。通过对不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服务部门进行适用性检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过修正，是完全可以用于分析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其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
鲍德温（Boddewyn，1989）试图使用主流理论来解释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行为。他发现服务产品的特殊性会引发一些问题，如对理论假设前提的违背、对服务产业特定优势区分的难度等，他认为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不需要做特别的定义和理论解释，只需通过简单的条件限制和详细说明就能容易地运用现有的理论。
邓宁（Dunning，1989）将其在制造业发展起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扩展到了服务部门。他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这篇代表性文章中，解释了服务业跨国公司行为的有关概念和理论问题，指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框架是适用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并对原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服务企业的具体表现进行了阐述，还列举出一些特定服务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具备的优势。在其分析基础之上，恩德韦克（En-derwick，1989）又分析了该理论模型应用于服务部门时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譬如服务业很多部门是技术复杂性较低的行业，确定企业特定优势较难；又如，跨国经营的非股权方式，如许可证、管理合同、特许经营等在服务业中的广泛使用，而这些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经营方式对于跨国公司理论中的内部化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含义。
卢格曼（Rugman，1981）以银行业为基点分析了内部化理论的适用性，他认为，按照内部化理论，跨国公司通过创造内部市场来克服世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同样地，跨国银行也可以实现交易内部化，从而克服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与其分析基础相似，亚诺普勒斯（Yannopoulos，1983）、格瑞（Gray，1981）、考（Cho，1983）、格鲁伯（Grube，1977）、佩克乔利（Pecchioli，1983）和威尔斯（Wells，1983）等也是以银行业为分析对象，阐明了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解释跨国银行业发展方面的合理性。
不过，这些分析假定银行的外国子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实现运作。格瑞指出，当一个银行选择在超国家的市场，例如欧洲货币市场经营时，不必拥有相同的优势条件，因为在超国家金融市场，没有当地银行，不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补偿优势。这实际上相当于重新定义了区位优势，将其范畴从某一特定国家扩展到了超国家市场，此时，区位优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此外，上述分析指出，在银行业之外的一些服务部门，如国际饭店业、商业服务业、商业服务公司的外国机构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也同样适用，只不过是需要根据行业特点做一些限制和详细说明。
弗农对于传统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没有做过多说明。他直接指出，既然知识的转移可以代替物品转移，那么有关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理论就可以应用于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