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就任里根总统的第二任财政部长。
贝克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他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就多边汇率问题提出了旨在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合作，寻求最佳的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
1985年9月，应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共识，并通过关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下调的决议。
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协议指出五国政府应当密切合作，充分发挥汇率对外部失衡的调节作用，促使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进一步有秩序地上升，使得汇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基本面，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
《广场协议》之所以强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有秩序下调，就在于当时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的状态，为了避免美元的过度贬值而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广场协议》就要求其他国家帮助美元汇率实现有秩序的下调，而其他货币实现有秩序的升值。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后来回忆道：“在‘广场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大藏省大臣、日后的日本首相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事实上，日本方面在会议上的举动令其他参会者都倍感惊诧。后来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对此解释道：“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国内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以日元升值为代价，来缓解日美的贸易摩擦。”尽管广场会议是美国主持召开的，但日本的妥协对《广场协议》的签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后，以财政部为首的美国货币监管部门不断地对美元采取或明或暗的干预政策，使得美元对日元汇率持续下降。1985年9月，美元对日元的汇价还在1∶250左右波动，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的汇价就降为1∶200，跌幅达20%。1986年底，1美元可兑换152日元，不久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价已降为1∶120。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
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出口减少。
1985年，日本出口额为4.2万亿日元，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速升值，导致日本1986年出口额降为3.5万亿日元，跌幅达15.89%。
二是对外投资损失惨重。在《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巨大，出口企业赚取了大量美元，而这些美元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和对外直接投资。
198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对外证券投资额分别为440亿美元和1457亿美元。日元对美元升值后，许多持有外国资产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而这又直接影响投资者在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的能力。
在这两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4.4%下降至1986年的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