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初步形成于明朝中后期,繁盛于清朝。宁波商帮的发展与繁荣首先得益于宁波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宁波地处浙江沿海,境内有许多水深港阔的优良海港,交通十分便利,有利于商品货物的运输。从宁波出海,不仅可以到达沿海的各个港口城市,还可以到达日本、朝鲜以及南洋等地。 除了海运条件发达,内陆的河流运输条件也极为优越。 在宁波境内,有甬江、余姚江、曹娥江以及其他遍布境内的大大小小的河流用于运输。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宁波一直都是东部沿海地区最为重要的沿海贸易或对外贸易的港口之一。
宁波是中国近代开放最早的一批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开放给宁波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带来了近代的商业文明。他们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把商业活动推向了巅峰。 当时,宁波商人出外经商的非常多,人们把外出经商称为“跑码头”。
此外,宁波历史悠久、技术先进的造船业为水上贸易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 宁波商人的船队不仅能抵御海上的大风浪,而且规模都比较大,能运送更多的货物以减少货运成本。 水上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宁波商人驾着货船来往于沿海的各个港口以及周边的国家。
宁波商人大规模向商业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里人多地少,生产的粮食不足以维持生活。 因此,很多人迫于生计只得出去经商。唐宋.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宁波是这些人口当中的主要迁移地之一。因此,人口的激增加剧了土地本来就较少的生存矛盾。因此,一部分人就开始放弃原来的谋生之路,利用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做起了水上贸易。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和经商人数的增加,宁波商人凭借着先进的商船开始了向海外探索的道路。 他们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
宁波商帮在最开始形成的时候似乎无法与当时的晋商、徽商相比,发展得也比较晚,比他们晚了 200年。 但是,它却是一支后来居上的商帮。 它的真正繁荣是在19 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后期。那时,晋商、徽商都开始走向了下坡路,这就为后起的宁波商帮提供了更大的商业空间。 在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下,宁波商帮的足迹迅速遍及沿海、内陆的各个港口,实现着南北货物的交换贩运,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
在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上海。这与二者的地理位置有关。 它们的距离非常近,有多条水路相通。因此,在宁波商帮兴起之初就把上海作为了一个重要发展基地。当最早的宁波商人越过杭州湾驾驶着商船来闯上海的时候,那里还只不过是在大片大片滩涂包围中的一个破落的小县城,远没有后来的繁华与商业地位。可以说,上海的成长是与宁波商人的成长同步的。 他们到上海之后,经过多年的辛勤创业,终于在那里闯出了一番名堂。 上海也随之慢慢地发展起来。上海成为宁波商人向外扩展的一个重要商业基地,也是宁波商人的大本营。 他们以上海为基础,在周边的各个港口活跃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商帮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商帮之一。当时的调查数据显示,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这些移民的商业经营,广东商帮只占了一成,其他几个商帮总共占了两成,而宁波商帮就占了七成。 这个数据足可以显示宁波商帮当时势力的强大。 在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上,可以说宁波商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
在明清的宁波民间歌谣中,流传着“大海泱泱,忘记爹娘”的话。宁波商人常年在海上漂泊,很少有时间呆在家里孝敬父母,可见水路贩运对于宁波商人的重要作用。 早期的宁波商人都是驾驶着沙船到上海等地闯荡的。 这种船是一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尽管不能经受海上的狂风大浪,却运载出了一个传奇的商帮。
在外漂泊的宁波商人为了加强组织联系,也像其他商帮那样在各地建立了同乡会馆。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宁波商人就越过海洋,来到了与之隔海相望的上海。 在那里由于身处异乡的孤单,使宁波商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1797年,宁波商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1819年,宁波商人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商小贩,也组织了自己的同乡会馆,1831年,泥、木、石、雕、锯的匠人建立了“水木业公所”,在“亲帮亲,邻帮邻”的原则上互帮互助。 这些同乡会馆有的是纯粹的乡谊组织,有的是带有鲜明的专业特征的行业协会。 对于漂泊在外的商人来说,同乡团体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连接乡情的纽带,还是一种本能的生存需要。 因为商人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克服贸易中的种种困难,实现共赢。
在宁波商帮在上海的发展中,一个特殊的商业团体在同行业独占鳌头,这个商业团体就是宁波的裁缝团体。 宁波裁缝也是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在上海,宁波的裁缝有着很大的名气与特殊的地位。 他们可不是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 宁波的裁缝有着一个享誉上海的雅号一“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这个名字的由来与他们所做衣服的性质有关。 他们只为上海的外国人做衣服。 因为那时的社会将外国人称为“红毛”,所以他们就有了“红帮裁缝”的别称。
“红帮裁缝”最早的创始人是宁波商人张尚义。 他自小就学得了精湛的做衣服技巧。 但是,张尚义的经商之路并不顺利,当他下定决心走出家乡来上海经商时还遇到了生命危险,险些丧了命。 那是在横渡杭州湾时,他所乘坐的船不知什么原因翻了。 张尚义是那次事故中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这个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然到达了日本的横滨。 由于语言不通,张尚义无法找到回国的渠道,迫于生计他只好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在日本找了一份工作,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 本来只会做汉服的张尚义通过细心观察很快就掌握了西装的制作工艺,成为西装裁剪的高手。 于是,他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并赚了很多钱。 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带着父亲的手艺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一福昌西服店。
当张尚义看到许多漂泊在外的宁波人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而生活落魄的时候,就决定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宁波的同乡,希望他们赶快富裕起来。 这样,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学会了西装的制作方法,并做起了西装`制作的生意。 当时,上海的外国人一般都会找“红帮裁缝”来做西装。“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依托,逐渐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发展起来,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红帮裁缝”是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 他们的双手创造出了很多中国第一,如制作了中国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
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宁波裁缝几乎垄断了全国各地的西服制作业。 在上海,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开办的。“红帮裁缝”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的服装都是由“红帮裁缝”制作的。
宁波商人以上海为跳板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势力扩大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宁波的药材商人是宁波商帮中又一支生力军。他们的药铺包括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 这些百年老字号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同仁堂”就是由康熙年间宁波药商乐氏创办的。 同仁堂有着“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的祖训。 他们的药品成为清朝宫廷的御用药品,现在故宫中还陈列着同仁堂制作的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
在商业发展中,宁波商人逐渐意识到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发展。 于是,宁波商帮就开始在上海大规模地开办钱庄。 其实,当时在宁波已经有许多当地人开办的钱庄了。在家乡开办钱庄得来的经验使宁波商人很快就在上海的钱庄业中异军突起。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宁波商人在上海开办的著名钱庄有镇海李家开办的小港钱庄、方家开办的桕墅方钱庄、叶家开办的庄市钱庄、慈溪董家开办的三七市钱庄。
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宁波人也创了许多中国第一。.1897年,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 这家银行是我国的金融业向近代金融经济体制演化的标志。宁波商人在1908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一战期间,宁波商人的金融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方列强忙于本土战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减缓。宁波商人乘机而上,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他们还接管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领域,以宁波金融家的活动最为活跃。他们占据了强大的金融资本,社会上将他们通称为“江浙财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