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军事和外交领导者因走背运而于1914年参战,其中的细节在笔者的前一部著作《石油战争》里已有叙述。那一场战争并不是由于违反重大国际条约,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而引发的。 打那场战争的战略决定,很早以前就在白厅和唐宁街10号作出了。 英国先是在1904年与法国达成友好谅解,然后与沙皇俄国签订1907年协定一一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输给了英国支持的日本。 这个“三国协约” 的目的,是对它们共同的仇敌德国实行军事包围和孤立。
那时英国政界主要受两大派系的影响。 其一是以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首的团体。 塞西尔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担任过一年的外交次长,然后在1916-1918年间负责掌控“战时对敌封锁”这样的重要行动。 塞西尔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顾问的后裔,他后来起草了战后成为国际联盟宪章核心部分的内容。
其二是影响力大得多的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的圆桌会社的拥戴者。 圆桌会社利用对伦敦《泰晤士报》社论的控制权来宣扬这样一个观点: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存在和强劲的增长, 已经对英国继续统治海洋、控制世界贸易和资金流动构成了致命威胁。 它力图使读者相信,要想阻止德国从英帝国的废墟走向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宣战的直接理由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是德国银行界和政治领导修建铁路线的决定-把柏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连接起来,这对英国从波斯得到石油供给、对英国控制通往其直辖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构成了威胁。
在敏锐的英国军事思想家看来(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这个形势由于第二个因素而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还打算建立远洋海军,从1898年到1912年将分阶段实施此计划, 至少要保证德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反对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这是德国海军上将冯 蒂尔皮茨的主意。
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 英帝国的战略核心一直都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商业贸易通道油。 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的决定以及后来向奥斯曼土耳其开战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英帝国的强大,反而是由于这个帝国看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
这是精心策划好的:最好的战略是先下手,而不是坐待崛起的德国霸权来挑战英国,那时将更难以应对。 这个决策最终将要证明的是,不列颠的统治是会终结的。
不过,在英国精英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之前,还有两次世界大战要打,还要再过好多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