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崛起: 包玉刚与李嘉诚
在20世纪70年代末掀起的这一波公司收购战中,新崛起的华商势力已经不似70年代初那样显得初出茅庐,而是给英资大行以当头棒喝。一些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人囊中。 在声名显赫的英资 “四大行” 中, 和记黄埔和会德丰被华商折翼收编; 剩下的两家, 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 置地被围, 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时代的风雨中观望。 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 香港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 被支配到逐步崛起, 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 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 华商积极投身其中, 从纺织扩展到制衣、 塑料、电子、 玩具、 钟表, 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一一制造业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资金, 在地产发展方面积极进取, 财富急速膨胀, 自信心日益增强。长江实业、 新鸿基地产、 合和实业、 恒隆集团等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 开始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 不仅如此, 这些坐拥巨资的华商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这些英资 “巨无霸” .
1939年李嘉诚年仅11岁时, 因日军侵华而随父母由广东潮安举家南迁香港。14岁时父亲病逝,他只好辍学外出谋生。1950年,李嘉诚以5万港元的资本创办起长江塑料厂, 迈开其宏伟基业的第一步。1958 年, 李嘉诚看好香港地产业前景, 开始涉足于此。1967年, 香港爆发政治骚动, 地产陷入低潮,李嘉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大量吸进低廉的地皮和物业, 从而奠定了日后在地产界大展宏图的基础。
1971年6月, 李嘉诚创办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8月更名为长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全力向地产业发展。10 月,长实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随后利用发行新股大规模集资,并趁地产低潮大量购人地皮物业, 李嘉诚的地产王国开始建立起来。1976年, 长江实业集团拥有的楼宇面积已增至635万平方英尺,在上市短短4年间增加了17倍。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 包玉刚旗下的船舶, 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
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 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 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 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在中国内地有着10年银行经历并担任过上海银行副总经理的包玉刚,在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的1949年移居香港。6年后的1955年,包玉刚看好当时世界航运前景,斥巨资购人一艘28年船龄的燃煤旧货轮,改名“金安号”,迈出创办环球航运集团的第一步。 随后, 包玉刚用所谓“三张合约” 的策略,即用租船合约去取得银行贷款合约, 再以银行贷款去签订造船合约, 迅速扩大了航运业务。 据估算,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包玉刚已成为香港华商中的首富。1971年,包玉刚应邀加入汇丰董事局,成为汇丰首位华人董事。1976年, 美国 <新闻周刊> 以包玉刚为封面人物, 称其为 “海上之王”.香港正是这样一个有着不竭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移民城市,一些来自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华人企业家,融人香港后迅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 对香港这个 “借来的时空” 心存戒备, 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 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 策略.如英资“四大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等地的公司, 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 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 “资产漂浮在公海上”; 太古着力发展航空, 把资金变成 “会飞的资产”。怡和旗下的九仓和置地虽然在香港发展, 但也主要是通过上市集资、 发行新股进行, 结果使公司股票大量流失于小股民手中, 为华资大亨实施狙击种下诱因。
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 怡和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 时, 却大举投资海外, 结果不仅泥足深陷, 而且处处触礁, 导致元气大伤。 到了 80 年 代初期, 香港地产 泡沫出现、 面临大幅调整之时, 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 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而李嘉诚、 郭得胜、 李兆基等新崛起的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 再在地产繁荣上升 时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 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巨额利润。
会德丰的约翰·马登(John L.Marden)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别有意味。 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力自拔。 而号称“世界船王” 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 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
这些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分析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1980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