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时代:帝国余晖与桥头堡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17日继续南下进驻深圳。但解放军并没有跨过罗湖桥 用武力 收复香港, 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 同时,省港之间的边界也未立即关闭。
1949 年年初, 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 毛泽东曾对代表斯大林来到中国的米高扬表示:“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 把军队开去就行了。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 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 特别是香港, 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 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总之, 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一项重要内容即毛泽东所称“另起炉灶” 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_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但就香港问题而言, 则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以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香港总督葛量洪曾收到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周恩来的三项条件:香港不能用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周恩来提出,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此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对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
从内地撤退,是怡和、汇丰、太古等香港英资财团的集体溃败。不过,香港总算可以成为稳固的根据地了.
就英国而言,当时在华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于与中国内地的积极的转口贸易。英国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现实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
英国从现实主义的外交立场出发, 成为西方第一个与中国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周恩来向黄作梅全面阐释了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不收回香港, 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 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 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 不是软弱, 不是妥协, 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 英国很快承认我们, 那是一种半承认, 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 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 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因此, 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 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 那么, 保住香港, 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 可以这样说, 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 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 我们反而主动。 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 我们就拉住了英国, 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 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
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 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 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香港是正确的。”
很快,嗅觉灵敏的香港报纸披露了以上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英国政府来说, 留下香港可以留下大英帝国的余晖。
就香港本身而言, 则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转型。 朝鲜战争爆发与 1951年6月由美国及其盟国把持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转口港贸易的灾难性崩溃。 香港失去了它作为中国与外部的商业转口港和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 受此打击, 金融、 保险、 航运等行业低迷不振, 香港贸易转口港地位动摇,洋行的业务遭受重大打击。
幸而,这一时期香港已经孕育了工业化的全部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到50年代初,大批实业家陆续从上海及中国其他工商城市移居香港, 他们带来了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金、 技术, 设备, 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香港建立起最初的工业基础。当时,香港人口已激增至200万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与此同时, 本地银行对新建工业企业的扶持, 港英政府逐渐发展起一整套公共政策, 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工业迅速发展, 成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1959年, 港制产品出口值达到22.8亿港元, 第一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95 亿港元, 标志着香港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1960年, 香港对外贸易总值达到98.02 亿港元, 超过战后1951年的最高水平,显示香港经济已经复原。
20世纪60年代, 香港经济开始起飞。 这时, 纺织, 制衣进人全盛时期,塑料、 玩具、 钟表、 金属制品及电子业也相继发展, 并带动了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香港经济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 香港的洋行地位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转口贸易时期, 洋行的地位之高, 几乎操纵了香港的整个转口贸易。 随着转口贸易一落千丈, 大批实力较弱的洋行遭到淘汰。 在激烈竞争中, 仁记洋行、 太平洋行、 天祥洋行、连卡佛、 屈臣氏、黄埔船坞等历史悠久的英资大行,也同样未能适应形势的转变而被收购。
与此同时,数家实力雄厚的英资洋行突围而出,逐渐发展成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其中最为知名 的, 正是号称 “英资四大行” 的怡和、和记黄埔、太古和会德丰,怡和依然是当时的“洋行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