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的银行势力纷纷来到中国, 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新式金融机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战后,中国逐渐走向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同时,中国的救亡运动和经济振兴也走向一个新阶段。在对外维护国家利权,对内需要发展工商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自己的现代银行终于浮出水面。1897年5月,在很多方面借鉴汇丰银行做法的通商银行(英文名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 中华民国成立后, 改为Commercial Bank of China)正式成立。
微1896年11月,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折中奏请设立银行。盛宣怀称:“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办理银行,而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 攘我大利.” 如果国人自办银行, 则可阻止“洋人银行专我大利”。
维护利权作为当时一个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口号, 是国人兴办各种实业活动的好招牌。在盛宣怀的心中,不乏“挽外溢之利权”,振兴中国金融事业的宏图伟愿,但他创办银行的真正出发点和当务之急是为办铁路而设。作为推行洋务的重要一员,盛宣怀在办理汉阳铁厂和卢汉铁路的招股活动中,深感创立华商银行的重要性。他在致张之洞的一份电稿中说:铁路招股活动之所以常年无效,主要就在于“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盛宣怀主张银行商办,同时他深知有权好办事,因此极力将银行的利益和政府的扶持联系在一起,但谙熟官场的盛宣怀同时义对政府的权力保持戒心,要求官府向银行借贷时须有抵押和担保。至于银行用人办事,盛宣怀声称将悉以汇丰银行的章程为准则,但银行不“委重西人”,不“取资洋款”.盛宣怀既想得到官府扶持, 又怕官府鱼肉;既想从列 强手中夺取利权, 又要取法西方,这种现实预示着新开设银行的艰难。
朝廷就盛宣怀所上设立银行奏折进行讨论时, 得到了一大批重要官员的支持。 随后, 军机处发布谕旨, 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 设立总董, 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1897年5月27日,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实收商股250万两,拨存部款100万两。银行成立之初,中国尚无商部之设,经清政府同意,特设督办一人,“以资督察”。这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理所当然地任命为银行首任督办。
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业向现代转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通商银行以汇丰银 行章程为蓝本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第二条规定:“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 不用委员而用董事, 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惧遵商务规矩,绝不徇情,毫无私意,总期权归总董,利归商股,中外以信相孚,生意以实为主.”与盛宣怀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在通商银行筹办时助有一臂之力。
在业务方面,为便于同在华外资机构和外商进行业务往来,在总行设立洋账房,聘请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英国人美德伦为银行总大班, 成立以美德伦为首的洋账房,负责总行业务。总行的账册、镩记用英文记载。为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 通商银行还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 北京, 天津, 香港三个主要的分行也聘请洋大班,银行中的所有洋职员均由美德伦管理。为配合洋大班,洋账房,以及便于同钱庄,票号,海关银号打交道,同时设立华大班和华账房,聘请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笙郊)为首任华大班。
在盛宣怀看来, 汇丰银行盈利最大的秘诀, 在于“用人得法,办事有方”。聘请原汇丰银行的人员经办通商银行业务,将有利于该行同外资企业,外资银行的业务往来,同时可以取得在华外资银行的承认,不致受挤压,遭排斥。同时,聘请洋大班,设立洋账房,用外国银行办法办事,还含有排除官府干扰的意图。从银行开办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洋大班和洋账房也确实起到了排除官府干扰的作用。每当遇到官府向银行借贷逾期不还,或派人前来查账,或遇到一些官僚对银行业务制造麻烦时,通商银行便常常抬出洋大班来对付。
以汇丰银行为“榜样”的中国通商银行,慢慢地变成汇丰银行的一个有力竞争对手。但是,总的说来,通商银行是在外国金融势力的排斥挤压,自身体制不顺及官僚腐败的困境中艰难经营着。曾在通商银行任职,后来出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曾深有感慨地说:“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应付环境,因发钞票,不得已而雇用洋员在票背签字,以期不至为外滩银行所拒受,可见创始之难”。
在国家主权没有完全实现独立的情况下,要想改革及建立一个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何其之难。中国的弱国地位决定了通商银行的艰难发展和尴尬处境。但是,随着近代中国日益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作为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银行业的创立和发展已是时代所趋。以中国通商银行为开端,中国的新式银行逐步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