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达到其最终目标。比如,当一国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采取放松的货币政策,可是如果与该国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该国增加的资金将会大量外流,从而一方面使本国经济放松的政策因为资金的流出被抵消,另一方面对方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会因为资金的流入而变得难以发挥作用。抑或当一国采取紧的货币政策时,又会被与其经济密切相关国家放松的货币政策所抵消。因为当你紧缩经济时,本国利息率上升或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将由于资金的大量内流被抵消掉。各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将带来各国经济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国际政策协调就变得尤为重要。
国际政策协调可以帮助实现稳定的汇率,本意是各国互帮互助,但是历史表明其实结果并非这么美好,国际政策协调一度成为替某个大国买单的代名词。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即被看做是美国在“政策协调”的幌子下试图通过牺牲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利益,扭转其外部失衡。协调本身也存在博弈,协调结果究竟对哪一方更有利,取决于参与协调的双方谈判力量的对比关系。
国际政策协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主要包括有关国家利息率的协调和货币量增长的协调。成功的货币政策协调常常伴随着财政政策的协调,或者说各国之间只有同时协调他们之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例如,如果一国的财政支出过度,政府就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加以配合,这种配合意味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或者物价上涨率比较高,这将导致一国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上升,从而会出现因没有协调财政政策使各国之间货币政策的协调难以维持。汇率政策的协调是指在各国将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作为经济干预的最佳目标时,它们之间不仅要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要协调汇率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不仅要照顾本国的内部平衡,还要照顾外部平衡。一国在干预经济维持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时,不仅可以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还可以通过汇率政策加以调整。
2007年以来,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美欧都陷入了通胀和经济停滞的两难困境。若选择升息,虽然可以缓解通胀压力,但可能导致经济前景更加不妙;若选择降息,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却容易进一步推高已迅速攀升的物价。因此,只能选择等等看。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形势出现急剧恶化,油价和粮价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之时,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不愿意率先降息。原因主要在于:货币政策上的任何调整可能给自身带来风险;此外,单独降息还意味着美元资产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这对于急需东亚和中东资本注入的美欧而言,可谓进退维谷。因此,只能不断通过财政政策上的政府收购和大幅减税等办法来缓解市场压力。不过没有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终究难见其效。
显然,破解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协调降息行动,在时间和幅度上要保持同步,这样既可以刺激本国金融市场,又不致于削弱本币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降息,其规模效应也远远大于单个国家降息效应的加总。于是10月7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降息1个百分点后,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等在10月8日集体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和瑞士央行也宣布了降息举措。日本央行虽然未加入集体降息行动,但表态支持。全球市场被深深地震撼。对于中国选择降息,部分市场参与人士的观点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中国选择降息一是应对全球金融动荡未雨绸缪的预防性措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是避免热钱大幅流入,冲击国内相关产业,三是保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决策的背后同样有国际政策协调的影子,不然很难解释这种时间上的巧合。
2008年10月10日,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后公布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具体内容包括:
(1)采取决定性行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支持那些对金融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防止它们倒闭;
(2)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获得流动性和资金的广泛途径;
(3)确保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媒介必要时能够通过公共或非公共途径筹集资本,获得重建市场的信心,并继续面向家庭和企业发放贷款;
(4)确保各成员国的储蓄保险和担保计划行之有效并协调一致,使储户对存款安全保有信心;
(5)适时重新启动抵押贷款和其他证券资产的二级市场,执行高质量会计标准,反映资产准确价值。该次会议暂时为市场吃下定心丸,信贷枯竭状况有所缓解。
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召开。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使得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聚集一堂,共同协商世界经济未来格局。有评论认为,这次峰会没有提出拯救全球经济的实质措施,只具有一些象征意义,但从七国/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从只有发达国家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规则的制定,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协商完善甚至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规则,这本身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强调,历史正在被塑造,一个国际金融秩序被重新设计和构架的进程已经启动。参会各方初衷不一致,峰会成为各方立场的大比拼。尽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但美国不可能拱手相让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欧盟不甘美国长期独占霸权,希望分一杯羹;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则表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单凭七国集团。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一次峰会上解决。金融峰会就如何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和经济面临的问题达成《行动计划》,涉及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促进金融市场完整性、强化国际合作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5个领域。《行动计划》分别为上述5个领域的改革设定了短期和中期目标。中国政府此前出台的旨在通过促进民生工程建设,刺激国内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在峰会上受到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