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难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之河猝然改道。 生与死、去与留, 时代汪洋中的人们无暇思索, 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便可能改变余生。
国民党军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丢掉大半河山, 也让国民政府的有产阶级感到惶恐无限。 富商巨贾犹如惊弓之鸟, 拖家带口逃离大陆。 香港自然成了移民汇集之地, 从1948年开始, 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涌来, 香港人口剧增。 这些大陆客中, 有四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后来居上,崛起为名噪一时的 “四大船王", 创下不朽的财富传奇。
这四人分别是宁波籍的董浩云和包玉刚, 江苏无锡人赵从衍和上海本地人曹文锦。
董浩云名头最响,他已是两家航运公司的总经理, 手中掌控数十艘货轮。和董浩云同龄的赵从衍只有一艘运煤的旧轮船, 而且还是与他人合资, 仅持有一半股权。 30 出头的包玉刚还是 航运界的门外汉, 他之前的身份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生于航运世家的曹文 锦则是家族劝业银行的实习生。
赵从衍一家最先到来。 1948年冬天, 他们乘着自家的 “国兴号" 货轮,从黄浦江收锚起航。 望着被甩在身后的上海外滩, 赵从 衍心想, "我出去避避风头, 当然还是要回来的” 。
那时候,赵从衍经商不到10年,却已小有所成。赵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家境富裕。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赵从衍在上海当过几年职业律师。 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 汪精卫政府对律师执照进行重新注册,赵从衍不愿沆瀣一气,放弃注册,成了一名香烟贸易商。上海孤岛时期,物资紧缺, 赵从衍盯上船运生意, 买不起船, 只能开展中介服务, 从中赚取佣金, 稍有积蓄后才与人合伙, 买下这艘二手轮船“国兴号”,从事煤炭运输, 没过几年居然成为沪上富豪。
据说当时赵从衍身价在千万级别,官宦子弟出身, 专业律师背景,在上海商界正值春风得意,若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因此带一家老小到香港"避一避风头” 。
与赵从衍的 情况类 似, 曹文锦一家也是 “来港避风” 。
曹家原是黄埔江畔的一个清贫读书人家, 曹文锦祖父曹华章从一艘小木船起步,摇橹载客创下家族基业。1925年曹文 锦出生时, 祖父曹华章经营的“曹宝记" 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 其父曹隐云开办了中国劝业银行并从事进出口贸易, 其母吴娱萱则主持南京路的“天成宝银楼”。 作为家中长子, 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接受 "强迫性” 的商业训练, 上午去 银行实习, 下午去 达昌洋 行学习进出口贸易, 晚上去祖父的运输公司帮忙。
曹氏家大业大,1949年这趟出走起意匆忙, 上海的公司、 地产、 珠宝和股票没有来 得及出售或带走。 幸好一年前蒋经国 “上海 打虎” 时曹文 锦不甘心家产被掠夺, 冒险把 “天成宝银 楼” 的金银首饰转移到广州, 兑换成港币存入香港的银行,价值10万余美金。这成为曹氏 "逃难时唯一的活命钱" .后来曹文锦回忆说,“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些珠宝, 希望局势稳定之后再回上海。”き有香港媒体推测,曹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1%,《资本家》杂志估算“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10%”。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曹家在上海富甲一方, 而此番赴港财产大多留在了上海。
未曾料想,从此一别, 剩下的资产就再也没有机会带走。 这对曹文锦的商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即便局势稳定之后, 他也没有考虑"再回上海”甚至对香港前景也始终忧心忡忡。相比赵从衍、 曹文 锦, 董浩云则决绝得多, 早已不再对“重回上海” 存任何幻想。
董浩云祖籍 福建, 祖父 这代迁居浙江定海, 以裁缝为业,清末移居上海闸北, 董浩云之父董瑞昌在上海南市大东门经营 “源森玻璃五金店” 。 董浩云自幼对海洋感兴趣,16岁进入日商在上海开办的 “国际运输株株式会社” 做学徒, 不久转入民国“金融巨子” 周 作民的金城银行旗下“通成公司”,19岁时被派往金城银行另一附属公司 “天津航业公司" 任秘书。
所谓天助自助者,董浩云出身低微, 但聪敏勤奋, 所以运气总是特别照顾他。
来天津第一年, 董浩云便得到船运大亨顾宗瑞赏识。 顾氏独资拥有两家轮船公司,旗下轮船数十艘,经营天津、上海间的煤炭运输业务, 与董 浩云供职的 “天 津行业公司” 有业务往来。 顾宗瑞有意栽培董浩云, 还把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他。 可惜, 顾宗瑞不久便去世, 这个后台倒塌了。
好在董浩云能力过人, 几经交涉,帮助金城银行收回被英国领事馆租借的物业, 用作“天津航业公司"的总部.此事令董浩云名声大噪,23岁就被选为轮船同业公会副会长。1936年开春, 天津大沽口被冰雪封冻, 140艘中外轮船被困,董浩云沉重指挥救灾, 展现出行业领袖的潜质, 此后平步青云,不到30岁便成为民族航运业旗帜性人物, 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一北一南, 遥相呼应。
与卢作孚拥有自己的民生公司不同, 董浩云身份上属于职业经理人。 直到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金山轮船公司”,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 第二年又在香港创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 悬挂英国或巴拿马国旗, 往来于中国 沿海及东南亚。
不过, 随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 董氏旗下船只被日军作为“敌产” 接管。 抗战胜利后, 董浩云申请复业却被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1947年, 董 浩云重起炉灶, 从美国购入三艘战时生产的 7600 吨胜利型散装货轮,先后在香港创建“复兴航业公司” 与“中国航运公司”, 开展沿海及远洋运输。
董浩云对国民政府忠心不二, 1948年底举家迁往香港。 那一年他36岁。刚跨过而立之年的包玉刚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949年开春,上海解放前夕, 包玉刚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香港与家人团聚。 其父包兆龙一年前已把家人、 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尽管是上海吴淞船舶学校船舶专业科班出身, 包玉刚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这个丝绸商人的儿子确有成为银行家的潜质,22岁投身金融业, 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在衡阳办事处做职员, 后来 得到银行家陈敦甫赏识, 进入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做副经理, 在战时的衡阳金融界崭露头角。 抗战胜利后, 包玉刚被派 往上海, 接管日本帝国 银行资产, 参与组建上海市银行, 并担任副总经理.可惜,他的职业生涯被战争打断了。
在上海时, 包玉刚是官办 银行经理, 深受当权者器重。 由于权力斗争,上海市银行总经理不停更换, 但副总经理一直是包玉刚, 还兼任业务经理, 上海市银行离不开他, 少了谁也不能没有包玉刚。 法币贬值后,银行挤兑空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说: “有包玉刚在, 银行就能正常运转” 。
但包玉刚似乎对留在上海有某种不详的预兆。 早早将家族财产转移到香港,1949年向吴国桢成功请辞后,飞赴香港, 决心重操旧业。 不过, 包玉刚的英语、 粤语都不过关, 在英国人和广东帮把持的香港银行界混不开。 最后,他只能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 经营大陆的土特产。
这一时期,大陆难民不断涌入,致使香港人口激增,从1945年的50万暴涨至1950年的200余万,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前景可嘉,但包玉刚认为房屋地产都是死的, 靠不住, 不如做船运生意。 “行船跑马三分险” ,包兆龙不愿冒这个风险。 不过, 最后还是被包玉刚说服了。
1955 年, 包玉刚斥资 70 余万美元,从英国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蒸汽旧船 “仁川号”, 更名为“金安号"开始了他的航运事业。 这时候, 董浩云、 赵从衍、 曹文锦三人早已在香港航运界立定脚跟。 但他们尚未取得什么骄人成绩。香港航运界的领军者还是一个名叫许爱周的广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