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赵从衍回忆来香港的初衷:“当时形势十分混乱, 我最初只把香港当做庇护所, 逗留半年便返回内地, 但内战结束后, 反观香港却有作为, 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 曹文锦也许应该感到庆幸, 最终留在了香港, 而不是返回大陆。
1949年和他们一同避居香港的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在1950年带领旗下轮船回归大陆, 一时间, 各种头衔接踵而至, 好不风光。 可惜两年后,49岁的卢作孚便吞食安眠药自尽, 而那时,民生公司早已换了姓氏。
解放前后, 民生公司旗下船只多达150余艘, 员工近万, 卢作孚号称“船王", 到头来人财两空, 悲剧收场, 在同时代商人中引起怎样的震颤? 相比之下, 不禁令人感慨留在香港的赵从衍、曹文锦又是何等幸运? 他们在香港构建起自己的航运帝国,还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亿万富翁, 家族繁衍旺盛。
然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非但当时难以预料, 就连日后回首, 也不免徒生怅惘。
赵从衍、曹文锦将生意与资产留在大陆, 摆在他们面前的谋生问题日益突出。 好在商人总不缺办法。
由于美台施行经济封锁, 大陆解放伊始进出口贸易十分疲弱, 为了换取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 专门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贸易港。 曹文锦得知这个消息,与几位朋友租借了一艘货船, 将大陆的猪鬃、 大豆、 桐油等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 或到日本换成国内急缺的 钢材、化工产品。日本战时工业过剩,战后堆积大量钢材, 价格 低廉, 但农业生产萧条, 对粮食需求旺盛, 刚好与中国大陆存在贸易互补。
曹文锦利用需求关系, 来往与山东、 香港和日本之间, 从1949 年开始, 短短几个月, 便赚了几十万港币。 用这笔资金, 他们创建了大南轮船公司, 即万邦航运前身。 公司的全部资产, 就是一艘从新加坡购买的超过40年船龄的1200吨货船。
不久,ー个更大的机会到来了。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 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施行禁运。作为美国盟友, 英国虽公开声明 对华禁运, 但港英政府却 “执行不力”, 一直默许民间走私的存在。 因“禁运” 导致中国大陆与北朝鲜物价飞涨, 运费水涨船高, 每吨运价竟高达150美元, 利润堪丰。这一时期,曹文锦采购药品、钢材经澳门运往大陆, 但唯一的那艘货船在经过汕头海域时,被国民党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 不得不斥资100万港元, 购入一艘3600 吨级旧船, "运载化学物品、 日用品、 木材往内地, 并兼做出入口生意, 业务急剧增长” 。 很快又买入两艘400吨旧船。
与此同时,赵从衍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赵从衍雇人在香港揽货,用 唯一的那艘旧船 “国兴号" 运 往北朝鲜。 他在香港创办的华光航业公司也因此枯木逢春, 日进斗金。
非常态的市场中, 风险与利润成正比。赵从衍、曹文锦均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与所赚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随后, 二人不约而同地及时收手, 开辟日本航线。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在朝鲜战争拉动下制造业兴盛一时, 经济开 始走向复苏,但日本资源稀少, 生产资料严重依赖进口, 航运业变 得有利可图。 不过, 日本本国船只在太平洋战争中毁损严重, 当时十分匮乏轮船, 许多日本商人、 企业跑到香港租船,客观上刺激了香港航运业的繁荣。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大 批经验丰富的船工从大陆逃难到香港, 为了养家糊ロ, 他们宁可接受微薄的薪水, 使得香港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大 幅降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 赵从衍、 曹文锦大肆收编旧轮船, 扩大规模, 组建起各自的船队, 日本运送货物, 赚到 “第二桶金”。 朝鲜战争结束后, 赵、 曹两家以迅猛声势出现在香港航运界, 成为战后新生代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