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买办为中介的洋货推销网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洋货的进口和土货的出口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70年代初,中国的洋货年净进口值约为4000万海关两, 到甲午战争前夕, 进口货值已达到12900万海关两, 增长了两倍多。 在进口品中, 工业制造品(当时在海关统计中称进口杂货)的增加尤为迅速。 在1870年时, 进口的棉纺织品仅5万多担, 到甲午战争前, 已增加到116万多担,数量增加了22倍,成为增长数量最快的商品之一。
在90年代,棉纺织品已成为进口货物中的最大宗, 而各种杂货的进口量也超过原来占第一位的鸦片, 成为仅次于棉纺织品的大宗进口物品, 鸦片的进口量已退居第三位。
进口货品销售的地区也有进一步的扩展 在南方, 仍以广州为主要基地向西南各省渗透扩展 除广东外, 广西,贵州、 云南等地都有广东商人活动的足迹 由于推销活动的开展, 内地不少地区都建立了专门推销洋货的分号。 在北方, 洋货以天津为主要基地向山西和华北平原推进。 在80年代时, 英国的粗斜纹布就已运销山西市场。 在河北保定, 除了英国的棉纺织品外, 连比利时的洋 灯、 挂锁、 铁钉、 螺旋和铰链, 美国和 法国的洋钟, 甚至作为玩具的小火车和 洋铁船都可以在市场上见到。 在长江流域,洋货更是以上海和汉口为主要转运点向长江中上游扩展。 70年代后期, 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洋货集散的中心之一。 从上海运来的洋货到这里被重新包装后再运销四川和更远的内地。 连陕西和湖南的不少进口洋货都由汉口转发而来.比汉口更远的重庆, 也是洋货的集散基地。 当时重庆专门批发 洋布的商号就有27家, 其推销地区东至涪陵、忠县,万县,北至合川,遂宁,三台等, 西至泸 州, 叙府, 以至更远的云南边区各地. 在云南的昭通, 商店里可以买到各种不同的哈喇呢、哔叽和羽纱, 还有漂白和本色布以及红法兰绒和丝绒等进口洋货, 连外国钟表、伯明翰的纽扣 以及洋铁器、 玻璃、 檀香、 黑胡椒和西洋参都可以买到。
这种洋货的广泛销售网络自然离不开中国买办的积极推销。 在鸦片战争结束时, 在华的外国洋行还只有不到 40家.进入70年代时已发展到300多家, 到 90 年代初更发展到 570 多家。早在80年代时,外商洋行就已遍布上海,天津, 牛庄, 芝罘, 宁波, 福州,厦门、淡水,打狗, 汕头、广州、 琼州, 北海, 镇江、 芜湖, 九江, 汉口17 个通商口岸。 当时, 福州、 厦门、汕头、广州,打狗等都是香港洋货的分销市场, 而天津, 芝罘, 牛庄及长江沿岸的镇 江、 九江、 汉口等都以上海为贩运基地 。 通过这些洋行的中国买办, 洋货经华商原有的商业渠道向内地市场宣泄。 这样, 一个以通商口岸的买办商人.为核心的与内地华商 相联系而建立起来的购销渠道筑成了一个洋货对内地的渗透销售网。 买办推销洋货, 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由买办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的买办化华商承销; 二是由买办直接与内地的华商挂钩。
贩销洋货的内地和非口岸的华商大体上有批发 和零售两种。 内地进 行洋货批发的华商, 大都开设有批发商号。 像重庆进口洋布的买卖全部控制在27家批发商号的手里。 其洋货的销售地区包括了保宁、 遂川, 合川、 潼川和叙府等30个县,在成都也有这样的批发商号3家。 这样, 整个四川地区就都成了 洋货宣泄的区域. 在沿海非口岸城市绍兴就曾经有过广益丰,盛 记、 福盛恒, 洪元泰和西兴隆5家大批发商号。 在杭州有厚德利、益顺隆、益合盛和天利4家大批发号。 在有的内地, 虽然没有专营洋货的商号, 但兼营洋货的商号数量不少。 通过这些批发商号,洋货再进入更多的零售商手中
在这种洋货销售网中, 当时普遍采用的是一种赊销的交易方式。赊销代表了一种信用关系。, 按照赊销的方式, 承销洋货的华商可以取得在一个约定的信用期限内交付货款的权利。 这就使这些洋货承销商不需要有大量的资本就可以从事这种买卖, 或者说有了相应的资本就可以从事更大规模的买卖,因为他们有时还可以将出售 赊来的洋货款暂时权充自己的营运资金 .这种赊销的方式,对资本不足的华商承销者来说是一种十分优惠的条件, 它吸引着更多的华商承销者从事和扩大洋货的推销。
在这支华商承销者队伍中, 买办是一批最先得到外国洋行赊销信用优惠的商人。 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的镇江, 推销鸦片的货款偿还期为两周,如果是推销匹头, 则可以有4周货款偿还期。 在买办向华商转销这些洋货时, 同样也要给内地华商以一定的赊销信用。内地华商同样也要向买办提供一定的保证。这样洋行就以买办提供的保证控制了买办, 买办又以内地华商提供的保证控制了一批内地华商, 形成了洋行外商、 买办和华商之间连锁式的保证关系, 从而构成了一张洋货的推销网络。当然,也有内地商人直接到开放口岸购贩洋货的, 但这种交易同样也要通过买办或掮客。 这 时, 内地商人同样从洋行那里取得短期赊销信用的优惠。 但内地批发商在交货给内地零售商销货时, 同样也要给零售商较长期的赊销信用.。这种 赊销期限在不同地区和因不同的洋货而有差异。 如在福州, 承 销鸦片可以有两个月的赊销期,承销匹头则可以有3个月的赊销期。 自然, 赊销期的高利贷利息是要零售承销者负担的。 这就迫使这批零售商人成为买办的洋货推销员。
洋货在华的 销售依靠着开放口岸的不断增加、洋货子口税 特权的取得、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条件, 销售量有了飞速的增长。
通过买办的中介作用,在19世纪下半叶, 中国就形成了一个从上海、 广州、 天津、汉口到其他开放口岸城市和内地大中城市, 再到内地城镇, 直至穷乡僻壤的洋货销售网。至19世纪末,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共18个,但其中真正进行进口贸易的口岸仅有上海、 天津、 广州、 汉口四个, 其余则都是通过上述几个大口岸来转销进口洋货。 如长江流域的镇江, 它从上海进口大批 洋货, 然后通过其原有的商业渠道再转销到山东、河南以及西北各省。 仅据1871 年的统计,其转 销的洋货额就达230 多万两, 占其总进口额的 66%。 到80 年代, 经镇江运 销内地的洋货品种达到了800种在沿海城市宁波,情况也同样如此。 宁波的进口洋货几乎全部来自上海, 但其扩散的地区则不仅包括浙江的衢州、绍兴、金华,温州与杭州等城市以及整个浙西地区, 而且还向西延伸到江西和安徽的部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