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的政治活动
买办为了更好地在经济领域里开展活动, 也积极地参与了 近代中国的重大政 治活动。 买办经常与 洋人接触, 熟悉中外习惯, 信息灵通, 中国政府与洋人打交道也常常求助于他们。 公行时期,买办受政府委托, 密切注意外商的行为和政治意图。 鲍鹏 1838 年在广 州接替其父鲍人琯任宝顺洋行买办,1840年曾犯贩卖鸦片罪潜逃,但在1840~1841 年的中英谈判中, 鲍鹏受到了钦差大臣 琦善的信任。 因通晓英文, 鲍鹏此时往返于琦善和义律之间,有时参加两人的密谈, 有时单独与义律密谈,在中英谈判中起关键作用,1841年还被授予八品官衔。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联军打仗,江苏巡抚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要求买办杨坊和徐钰亭协助谈判。1884年中法战争时,郑观应被彭玉麟 将军派往香港购买武器, 还被派往安南(今越南)和暹罗(今泰国)游说, 说服当地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要帮助法国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设厂, 张子洞命上海知县征询郑观应、 叶澄衷、朱葆三等人的意见。
清政府处理外交问题要求助于买办, 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也要求助于买办。19世纪60年代为镇压太平军,上海组成了一支由美国人华尔指挥的“常胜军”,受江苏巡抚节制,40年代任宝顺洋行上海买办的徐钰亭为这支雇佣军筹集资金。 原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达三年之久。
外国人也看到买办的专长, 试图得到他们的帮助，如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浙江定海, 雇当地人穆炳元当买办,随军北上, 攻占上海。 1906 年上海租界内的工部局为对付中国居民的压力成立"华商顾问委员会”征询意见, 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和德商 瑞记洋行总买办, 中国丝业公所总董吴少卿入选, 吴还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买办也参与了近代的爱国活动。如唐茂枝于1881年4月6日和上海虹口医院医师颜永京等人联名致函工部局总办, 对"公家花园”(现上海黄浦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表示强烈愤慨。1885年工部局又公布园规, 规定"除西人用仆外, 华人不准入内”. 11 月 25 日,唐茂枝、唐廷枢与另外6人又联名写信给工部局,指出,“工部局执行的是纯粹民族歧视的政策, 又要考虑自己种族的私利 "提出"开放公园”的正当要求。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朱葆三作为运动发起者和上海商务总会的会董, 积极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
买办还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年郑观应受康有为兄弟康广仁之邀, 在上海经办 《自强报》, 直接参与戊戌维新运动。 同年, 曾任汇丰银行天津买办的吴懋鼎在北京被光绪委任为农工商总局三主事人之一, 他首先向皇帝建议设立"商会”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经香港逃亡日本, 在香港时受到当地著名买办何东的热烈欢迎。9月29 日何东亲临码头迎接, 后又让康有为在家中住了两个星期。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一些维新志士于1900年在汉口领导起义, 容闳的侄子容星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容星桥后当了买办。1905~1911年,买办王一亭,朱葆三、 朱志尧等积极参与了上海的地方自治活动。 如朱葆三入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参事会, 出任办事总董。 朱志尧1905年当选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1910年当选为上海城厢自治公所名誉董事和南区区董。
有些买办不满足于维新纲领, 甚至要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买办也有联系。郑观应与孙中山有过交往, 两人的个别言辞也很接近, 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前言中说西方"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优于中国;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向往"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首次会议在买办何宽家里举 行, 何并被选为兴中会副会长. 1895年广州反清起义策动者杨衢云是新沙逊 洋行的买办, 广 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会长刘祥到香港当了美国轮船公司的买办。 兴中会的杨心如后在台湾德商美最时洋行当买办, 以逃避清政府对他的缉捕。
上海的一些著名买办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如日商三井洋行、日清轮船公司买办王一亭1910年左右参加了同盟会, 负责上海机关的财务, 资助 《民立报》, 后曾任上海沪军都督府工商总长。 朱葆三曾参加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 还帮助革命党在上海起事, 成功地参与了对清军巡防营、 吴淞炮台官兵的策反工作, 在上海革命政府成立 时起了显著作用。 后一度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 为筹 措军费作出过贡献。 朱志尧向法租界公董局借枪, 组织工人参与攻打制造局, 为上海光复作了努力。 虞洽卿曾发起组织中华商团, 这支武装在光复上海时起过作用。 上海光复后, 虞任闸北民政总长,给革命政府以财政支持, 曾捐资8000元, 还劝朱葆三共同组织军饷征募队, 用百万元收买江苏巡抚程德全, 使其反正, 后又与王一亭ー起帮助革命军武力占领南京。
在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有些买办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卖国言 行也时有显露.如20世纪20年代虞洽卿主张上海百里内不驻中国兵, 这显然是 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立场。1925年3月他赴杭州与孙传芳磋商规划淞沪区域, 为使这一地区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共管的特殊区域。 五卅运动中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名义擅自提出保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基础的"十三项条件”,与人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十七项条件”对抗, 破坏“三罢”, 还亲自上马路"劝谕"商人开市。 1926 年虞洽卿到南昌见浙江同乡蒋介石, 安排浙江财团借贷6000万元,用以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又用三北公司的船只运送军队, 军粮, 动用物资"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买办人物、 集团是复杂的, 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 地位决定的。同一个买办, 在某些事件中可能表现为爱国的. 在另一些事件中, 特别是涉及帝国主义列强利益时则往往表现为卖国的。而有些买办则是 彻头彻尾的卖国 贼, 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帝国主义侵略效力。 如道光皇帝决定向英军开战后, 新任钦差大臣奕山决定切断香港英军的给养, 但原英国商船买办卢亚景在香港继续将必需品供应给英军。 鸦片战争中帮助英国侵略军的还有穆炳元。 又如1924年广州的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勾结英帝国主义,率广州商团反对孙中山在广州的部队, 声名 狼藉。 抗日战争 时期, 还是这个陈廉伯在香港为日军奔走效劳, 成为日占时期的“"华民代表”四成员之一。 此外, 如傅筱庵甘愿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伪职, 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 买办袁履登出任日伪上海市商会主任委员,1941年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会长,为日伪筹措军粮, 充当汉奸。
在近代中国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中, 一些买办沦为汉奸, 但也有一些买办保持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之心。 如王一亭曾资助讨袁, 失败后不问政事,1937年"八一三”后他主动辞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的职务, 以表其心志。 抗战初期, 刘鸿生担任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职务, 每天到会, 亲自负责物资募集和调度, 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上海沦陷后, 日军多次要刘鸿生出任上海市商会会长, 以便利用他在上海工商界的影 响, 恢复发展上海的经济, 以战养战, 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 刘不愿出任伪职, 毅然出走香港,内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患难、共命运的道路, 也表明了其政治态度。虽然买办作为ー个整体, 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服务, 但具体到某一个买办, 就不能简单一律地将其视为卖国者。
